所谓“民主国家”这个词是二战之后才广泛流行起来的，之前的西方政治学者将这种多党政治称为“政党分赃制”，或是翻译为“政党分肥制”，当时的西方多党政治最核心的就是“分赃”，腐败近乎掠夺，议员可以买卖，职位可以私分，每次政党更替都是政党分赃的过程，其实即使现在美国总统可以分配的职位仍然高达六七千个，其中驻外大使等都是经常用于分赃的肥缺。
贪污是犯罪，是巨大的冒险，谁都知道“一个人冒险是为了巨大的收益”，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，“他要那么大的收益做什么？”根本上还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，如果一个人有了安全感，就不会再那么冒险。因为这些冒险都是有代价的。福利社会就是为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安全感，让整个社会不再那么急功近利。
腐败是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去犯罪，治理腐败重要的是“断贪念”，如果没有贪念了，给他多大的权利都没问题，而构建福利社会，就是让整个社会都充满安全感，让官员凭自己的工资就可以过上非常不错的生活，就可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，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冒失去自由的风险呢！
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，一种是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，我们所期待的“政治红利”完全是“有福利的民主国家”才有，比如印度、菲律宾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民主国家，但却是公认的最腐败的国家，比中国严重的多，而这些所谓的“民主政治红利”其实根本不是由民主带来的，完全是由“福利社会”带来的。
同样的国家不同阶段也有区别，比如欧美所谓民主国家，在早期也是非常腐败的，比现在中国要腐败的多，那个时候也没有“民主国家”这个词，“民主国家”这个词是二战之后才广泛流行起来的，当时的政治学者将这种多党政治称为“政党分赃制”，或是翻译为“政党分肥制”，这就是西方的政治学者给他们下的定义，而且非常的准确，当时的西方多党政治最核心的就是“分赃“，腐败几乎接近于掠夺，每次政党更替都是政党分赃的过程，现在美国总统可以分配的职位仍然高达六七千个，其中驻外大使等都是经常用于分赃的肥缺。
而西方国家腐败逐渐好转是与他们的福利社会建设同步的，特别是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，让这些国家的政治腐败得到了极大的抑制，也就是不是民主打败了腐败，而社会福利打败了腐败。同一种制度，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，其实这些表现跟这种制度根本就无关。西方国家腐败的降低，根本不是分权，限权在起作用，而且福利建设在起作用。
福利是根本作用是改善道德，是积聚社会正能量的根本基础，除此之外，任何宣传、教育、惩罚都治标不治本。中国的改革学者强调腐败，但又反对福利社会，而他们主张的模式只能造成更大的腐败，这也就中国越改革越腐败的道理，可惜这些人还没看清楚，还用改革不彻底搪塞，如果改革彻底了，那只能是彻底腐败了，中国学者主张的改革目标接近于印度模式，印度、菲律宾这些国家根治腐败了吗？显然没有，而是全民腐败的国家，因为这些国家只有民主，而没有福利。
西方也有过高薪养廉，比如新加坡，但笔者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不是因为高薪养廉，也是因为社会保障建设，新加坡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社会保障国家的样板。另外如果没有整个国家的福利建设，仅仅给官员高新和高福利根本不行，因为官员的安全感缺失，并不仅仅是他自己，还包括他们的家人，他的子女，如果仅仅是为自己，那不用贪污很多就可以满足，而如果考虑到子孙，那多少钱都不够，所以官员都会越贪越多，因此营造整个国家的福利是根本，而高薪养廉是不靠谱的。
当下中国如果要根治腐败，除了一方面要加强福利社会建设，另一方面也要有些技术的手段，在官场，索贿的情况是比较少的，最常见是受贿，也就是别人行贿在先，官员受贿在后，在现实状况是，很多官员在肯定也不想受贿，但是如果将这些行贿推掉却是极难办到的事情，很多碍于各种关系，根本推不掉，比如有的官员一天要出席几个酒场，身体都喝坏了，他自己愿意吗，不愿意，而且也没办法那怎么办呢，应该设立一个慈善基金，官员推不掉的钱款，就可以捐给这个基金，捐给基金后，则可以免去贿赂和受贿双方的责任，并且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个基金，等有人行贿时，官员就可以明白告诉他，如果你不拿走，那就捐给基金，为社会做贡献，那很多时候贿赂者就会拿走，而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存在，很多贿赂者心理就会想，如果送礼，那也会捐给基金，那还不如不送，当然官员以前收受的贿赂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免责。这种机制建立后，各种行贿受贿可能就会少很少。
作者：高连奎
稿源：时评界
编辑：梁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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