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教授爬行”难以倒逼公务员财产公开

　　2014年第一天，法学教授范忠信在杭州南湖边，以爬行的方式行进了一公里。一年前，这位法律史学界的知名学者，在个人微博上公开打赌，预言“2013年里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，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”，赌输的代价是“罚自己爬行一公里”。(1月6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　　随着反腐制度的推进，财产公示一直备受议论，而公务员财产公示更是处于风口浪尖。作为有关财产申报、登记和公布的制度，公务员财产公开对反腐机制极具约束力，可以说是“阳光法”。向社会暴晒公务员的资产家底，让财产运行在阳光下，制度不可谓不好，然而公众群体的讨论和民意舆论的促进，并没有让这项制度普及化，从范忠信教授的预言，到认赌服输“爬行一公里”，公务员财产公示和他一样“蹒跚”，道尽了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艰难。

　　阳光政策督促政府反腐倡廉的同时，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。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，以及群众期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，公务员财产公示可谓是大势所趋。然而，为什么它没有像范忠信预言的那样“美好”，反而难以“破冰”?

　　首先，公务员财产隐秘性太强，权力和利益的交叉点难以分离。政府虽然在各项制度措施上对公务员财产公开做了很多努力，部分地区也公示试点了这一制度，并且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也提议广大公务员敢于公开自己的财产情况，然而公务员群体思想太过于根深蒂固，私有化观念不清，对于财产公开认识不到位。申报财产又涉及公务员的个人隐私问题，这就导致议程一推再推，除了个别试点区地，绝大部分省份并没有启动这个制度，更别谈实现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。

　　其次，申报制度太流于形式，执行起来难。财产申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，并且范围极广，从个人收入到房屋产权，都在监管范围之内，而公务员也是个大范畴概念，这样一种财产公开势必在流程上造成很复杂的局面。当前我国的财产申报处于雏形阶段，没有制度做保障的财产公开，细化不够，制约力不够，因而大多是下发文件，口号式的宣传，要么强制性公开，要么领导带头公开，或者干脆采取自愿方式，因而，大多数申报流于形式，而不注重执行力。

　　范忠信教授的一家之言，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测，太过于乐观，虽然看到了制度的优越性，却忽略了公务员制度需要面临的整体难度。管理和监督谁来执行?以什么形式来实现?省市级官员下和基层公务员如何分化管理?1年的时间够不够?这些存在的问题，都不是一个赌注就能产生效果的，这也意味着范忠信授范预言的过程失败，没能仔细理清财产申报制度的细节问题，更是忽视了操作和监管的弱势。

　　当然，范教授以爬行一公里的方式来践行赌约，可以说是对公务员财产公示的多重含义表达。一方面阐述了一个事实，公务员财产公示困难重重，一个好的制度的实现单靠制度本身的优势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。一方面也刺激了当前政策改进，人民关切的财产公示结果令人担忧，政府是否需要加把力。而这个赌约的真正意义也于此，认清当前的形式，让公务员财产公开真正走上阳光大道，才是最重要的“约定”。

　　公务员财产公开目的是杜绝腐败，打击权力犯罪，但是这把国之利刃是需要有人来监管的，范教授或许是想借助舆论来推进制度前行。当然，赋予社会公众和媒体真正的监管权力是有必要的，但不能冀望于社会舆论倒逼政策执行力，执行过程中流于形式或者权力滥用，信息的真实性不透明，便难以有真正的威慑力和约束力。公务员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更为重要，只有上行下效的公开透明，在制度的牢笼里，在改革的长河中，公务员财产公示才能越走越远，那么，范教授何不再来个“赌约”，再赌几年又有何妨。

　　作者：方炜

　　稿源：齐网

　　编辑：齐若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