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：
老崔出语惊人
说这话已36年了，那年我恰巧也是36岁。
上世纪78年秋假的一天，全镇(那时候叫公社)教师在公社礼堂开会。
礼堂在公社大院后边，是一个破旧的大房子，房顶很高，门窗很破，不仅透风，有的门板也掉下一块，挡不住人。四壁墙皮脱落的地方也不少，“誓死捍卫”“炮轰”“打倒”等模糊的大字告诉人们，文革刚刚过去，遗迹还在。
这里原是公社铁厂的一个车间，铁厂破产后，改建成开会的场所，人们习惯叫它“公社礼堂”。门朝东，讲台在西头，靠讲台的座位低些，往后渐次增高，中间一个走道，后半部分座位较高，往前看，有居高临下的感觉。
讲台正中临时摆了一张讲桌，站在讲桌前讲话的是公社教育干事老崔，主抓全公社教育，似乎比以后的联合校长权力大一点。
他是一位中年人，面容消瘦，衣着朴素，一点不像上过大学，当过中学教师的文化人，倒像是一个朴实的庄稼人。补习班成起来后，还闹过一个笑话：有一天，一位学生家长在学校看到他在我身边走过，竟把他当成炊事员。
因为是对立面，我原来对他印象并不好，总认为他外表朴素，内心凶险，是一个政客。否则，一个普通老师，怎么当的教育干事啊?
他是捍卫，保派，炮轰派的人就反对他，都不说他好。76年粉碎四人帮，文革结束，虽然两派群众实行了大联合，但影响还在，人们的观念一时改不过来，他领导本派的容易，领导另一派老师就难。比如这次开会吧，前边坐的都是以前捍卫派的，后半部分都是炮轰派的，不断交头接耳的说话，有的声音还很大，毫无顾忌。他离得远，听不见，听见也装听不见，知道管也管不住，派性太严重了。
文革中，我是炮轰派，也是他的对立面，属于不吃香的一类，在会场后半部分坐的。正当我听周围的人瞎聊的时候，突然听讲台上老崔提高了声音：“为了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找回来，经研究，报领导批准，我们决定在权寺办两个补习班。”
经谁研究?报哪级领导批准?他不说，也说不出来。这是当时的习惯说法，一有什么要求，怕人们不服，为了增强权威性，就这样说。
他说的权寺，是附近一所联中的所在地。原来是一处小学，后来添了几个初中班，是一座寺院的旧址，本名青龙寺，因为紧邻的一个小庄叫权庄，以后就叫权寺学校。
当时，全公社五个管区，每个管区都有中学班，多数是民办老师，公立老师少，招的都是本管区的学生，所以都称联中。
老崔接着讲，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声音很坚定，给人以壮烈的感觉。他几乎是一字一句的说：“决定：从全镇一百多名公立中学教师中，选调知识水平高，业务能力强，工作态度好，教学成绩显著的老师到补习班任教。选派一位程度最高的学区校长主持工作。”
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，我听清楚了，估计全场都听清楚了。因为那一刻会场很静，连后排也没人说话。
他的话音一落，我身边一位老师就挑战似地大声说：“别吹牛了!你还有真事啊?”就在周围的人都回头看他的时候，他竟然指着我说：“先把老李调过来!算你有真事。”
老师们都没出声，也没笑，神色凝重。对于他明显的挑衅行为，都捏了一把汗。
讲台上的老崔可能没听到，离得太远。也可能听到了，没愿理他，接着往下讲：
“现在宣布调动名单。李孝堂，主持工作，教两个班的政治;李民增，任一班班主任，教一班语文;狄春生，任二班班主任，教二班语文。”接下来，又宣布了四位老师，分别教两个班的代数、几何、物理、化学。一共七位。那时候，升学不考外语，也没体育。
在那种场合，面对全公社宣布，指名道姓地安排，等于是挂牌招生，意图利用这些老师的名望，吸引学生报考。
全场鸦雀无声，人们都屏住了呼吸。一看来真的，都被镇住了!
太出乎意料了!李孝堂是五个学区负责人兼联中校长中学历最高，资格最老，领导水平最高的，大家公认。狄春生是文革前权寺完小升学率全县最高，被誉为东南“小宝塔”时的主力教师，素负盛名。关键是我，虽然舆论认为最符合条件，但在两派对立情绪没完全消除的情况下，作为掌权者的对立面，能第一个被调进来，确实出乎意料。当时正是拨乱反正之际，老崔以他的实际行动，克服派性，大得人心，为打好本社的教育翻身仗开了个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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