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报媒曝出的两个穷孩子故事耐人寻味——贫困女大学生陈志超拾到万元现金，毫不犹豫交给了警方。她所就读的山东体育学院决定减免其接下来的3年学费，共计14400元(1月11日《京华时报》);9日晚上，一名西安初二女生捡到杨女士价值500元手机，竟然索要800元报酬。失主得知对方是名穷孩子后，感到既气愤又担忧。(1月11日《西安晚报》)
前一个穷孩子拾金不昧得到校方褒奖，弘扬了正能量。网友在赞扬这名女生善举的同时，也被学校这种慷慨的奖励所感动。但是，善举不分贫富，奖励不该任性。因为是穷孩子便减免三年学费，如果是富学生做了同样好事，是否也该得到同样的奖励?当然，富学生也许并不在意那点物质奖励，但作为学校却不能搞差别对待，这样会降低激励的效果，影响做好事的积极性。
同样，对后一个穷孩子“拾金索酬”的处罚，也显得过于随意。“半斤”之物却要索要“八两”之酬，她的行为已明显违反了社会的公德良序，还近乎勒索，涉嫌违法，而失主只是考虑对方是个穷孩子，唯有气愤和担忧，既未报警，也未起诉，无疑是对她这一恶劣行为的纵容，容易让其模糊是非善恶的标准。穷孩子“狮子大开口”，其中固然有“人穷志短”的因素。因为涉穷，人们并不忍心对其行为上纲上线，但是，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必须遵守，那就是拾金索酬，必须失主自愿。如果拾物者强制索要，视不当得利为己有，则在踩法律的红线，也让善举变了味儿。
现实中，拾金不昧应该如何奖励、拾金索酬又该以多少为宜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。比如做了同样好事，有的被授予荣誉称号，有的则给予物质奖励，而穷人做了好事往往能得到更多奖励，于是便出现很多个案特例，这好象已是人之常情。同样，对“拾金而昧”或高价索酬者的处罚，在处罚和量刑上也是“因贫而异”。因为是穷孩子就纵容她，这样做对穷孩子和法律都是一种不负责任。难道因为穷，就可以漫天要价，变相敲诈，甚至因为穷就去偷盗抢劫?
对捡拾财物方面引发的奖励或处罚，不应该任性而为，因人而异，而应该形成制度，一视同仁，做到奖罚有据，尺度分明。在依法治国追求社会公平的语境之下，完善法律制度需要有更多的探索。
作者：叶传龙
稿源：齐网
编辑：梁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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